尹宝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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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宝莲《中国生态六讲》连载之五十:保护区抵御自然灾害-生态家园

尹宝莲保护区为何能抵御自然灾害?
《中国生态六讲》连载之五十
本文载《中国生态六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20162010年7月,我与英国科学家赴浑善达克沙地开展了为期一周的野外工作,所到之地是我们成功恢复的严重退化沙地,位于内蒙古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连续10年了,这里的草原保持了较好的长势,野生动物重又回到了那久违的草原。看到大自然的杰作,中外专家们感到由衷地高兴。
然而,保护区外的草原却是一幅惨象。今年的草原又遇到一个大旱之年。从开春到7月10日,一场雨也没有下过,只是最近几天才开始降水。然而,这场雨来的太迟了,许多生长出来的草本植物已经枯黄,高岗上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几乎全军覆灭,即使那些非常耐旱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也因为天气原因,没有萌发。在浑善达克沙地,只有那些低洼处,还能看见点青草。
祸不单行。天起干旱,草生长不起来,但蝗虫却大量爆发,草原鼠也不甘寂寞,草原管理部门忙的团团转。这就是典型的草原退化恶性“情景剧”:天气干旱造成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严重下降,干燥高温适合虫卵发育,蝗虫爆发了,管理部门只好借助飞机灭蝗;没有高草覆盖,老鼠成群结队,人们只好借助鼠药灭鼠。
然而,进入我们的保护区,就是另外一番景象。尽管与保护区外一样,高岗上的草本植物返青后枯黄,一些草本植物今年生长不起来了。然而,由于保护区内的物种非常丰富,深根系的沙地榆、沙柳、锦鸡儿,受到干旱的影响少,照样生长茂盛;多样化的草本植物对干旱有补偿调节作用,冰草倒下了,冷蒿、糙隐子草顶上来,照样将沙土覆盖,减少了水分蒸发;在固定沙丘,沙米、沙芥、沙鞭、锦鸡儿、沙榆、沙柳、茶镳子、羊草等等植物,顽强坚守阵地,硬是不让沙子流动起来;在低洼地,喜湿植物利用有限的水分度过了难关,迎来了降水。这样,由乔木、灌木、耐旱、喜湿的多种植物,形成了立体防御体系,对百年不遇的干旱进行抗争,最终迎来了降水,保护了土壤。这样,冬季和早春季即使有大风侵袭,也不会起沙尘暴。但在保护区外,严重退化的草原,失去了植被的有效保护,发生沙尘暴是不可避免了。
在保护区内,为什么虫鼠灾也没有发生危害呢?尽管保护区内,植物生长尤其喜湿植物受到了影响,但是,多样化的植物群落,减少了严酷的表土蒸发散,这就弱化了虫鼠害爆发的物理条件。更关键的是,在保护区之内,各种鸟类、食肉型捕食动物严阵以待,有效控制了那些害虫害鼠的数量。不喷洒灭蝗、灭鼠药物,没有环境污染,野生动物得到了保护。可见,没有了人类粗暴干涉,保护区(地)实际上是一个和谐的生物大家园,在异常恶劣的自然灾害面前,具有顽强的抗自然灾害能力。巴音胡舒自然恢复案例,有力地证明,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不作为恰好是最大的作为。
巴音胡舒是一个有72户牧民、310口人、面积12.1万亩的典型牧村,11年前,牧民将嘎查严重退化的4万亩夏季牧场交给我们做实验,他们认为那样严重退化的沙地是没救了,“死马当做活马医”,看看科学家的能耐吧。11年前,由于严重缺草,牧民为保牲口越冬,需要到40公里外的地方买草,每户约花2万元。实验仅一年后,这里的草层高度就达到了1.43米,产草量每亩为5300斤鲜重,在沙地榆母树周围,自然萌发的榆树苗达321棵/平方米。2004年,牧民由原来的每户每年买两万斤干草,到每户分到7万斤干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结束了买草的历史。
如今的巴音胡舒嘎查已成为治理的成功案例在国内外广为人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国内逾百家媒体;科学、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路透社等几十家国外媒体对试验进行了报道。今年,美国地理学家N. Pipkin教授等在他们编著的大学教科书《地理与环境》(第6版)中,增加了巴音胡舒案例。
目前,国家针对草原退化投入了大量治理资金,如草原造林、飞播、防虫、防鼠、打井、建围栏、开垦、引进奶牛品种、建奶站、扶贫、医疗、教育、生态补偿、生态服务付费等等。然而,遗憾的是,主管部门各自为政,白白延误了宝贵的恢复时间,30年过去了,草原退化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今后应当将草原治理资金和新牧村建设资金集中向牧民头上倾斜,变破坏力量为保护力量。这样,国家可在短期内实现大面积草原生态恢复。
我们的实践表明,建立自然保护区(地),配合适度的人工促进措施,退化草原和沙地是能够治理的,且效果比传统的“各自为政”治理方法要好得多,且能够抵御自然灾害。现在我们处在关键时期,因为土壤还在,种源还在。如果持续退化,土壤被强风持续带走,种源流失,那么,生态恢复的难度就比目前要高几十倍乃是几百倍。亿万年形成的土壤是最宝贵的,没有的土壤基础,任由什么恢复措施都是徒劳的。
附文1:
生态就是放任自然@(本文载《新知客》2009年4月号“人物版” 文:谢博识)
导语: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命带“自然”,逃不掉也躲不开。“自然”一词之于蒋高明不仅是一个名词,即自然界;又是一个形容词,意为随和平常。
蒋高明对自然界做了什么?有人说他做减法,在植树造林成风的时候,他去种草;也有人说他做加法,在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内蒙古大草原上散养土鸡。兜了一个圈子下来,我们发现,蒋高明并不对自然界做什么,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自然力恢复自然”。
2008年6月30日,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蒋高明在一片半人多高的草丛中接受半岛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片沙地作为背景衬托现在的草场。”半岛电视台的记者要求。众人放眼望去,一片绿色,沙地不可寻。这里是全国四大沙地之一,曾是人们熟知的沙尘源。这个面积相当于一半个(原文发表时用了“半个”,有误,作者注)台湾省的沙地,2001年一度创下18次沙尘暴的记录。北京的沙尘天更是有它的一份“功劳”。如今在科学家的试验点上,浑善达克沙地怎么就变成了一片草场?
什么也不做
“事实上,浑善达克本来就是一片水肥草美的草原牧区,因为过度放牧、在草地上强行种树才导致如今这个局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2000年到这里时,黄沙呼天抢地,在沙尘暴中测量风速的工作人员被呛得呼吸都困难。他意识到,是时候让这片沙地恢复原貌了。至于如何恢复,他的秘方是以自然之力恢复——“既然它本来是草原,那我们就种草”。
蒋高明花了多年时间搜集证据来证明这个乍听起来故弄玄虚的“以自然力恢复自然”的科学性。
扎根植物生态环境专业10余年的蒋高明十分清楚大自然的演替规律、承载力和生态本底,他发现要想恢复那些退化的生态环境唯一要做的就是“什么也不做”。“要用最少的人力或者干脆不要人为干预,让那些本该长草的地方长草,本该长树的地方长树。”蒋高明考察了中西部的大多数地方后发出了感叹,他发现人为干预中最严重的现象就是不管生态基础,大面积人工造林。人们被轰轰烈烈的造林运动冲昏了头,在干旱区花大量人力、动用洒水车、汽车、拖拉机等机械大面积植树;在草原花上数百亿造防护林,结果,树种上了就算不死也半死不活,没看见森林,反倒卷走了让自然永葆青春的土壤,留下一片片风蚀坑,给本就脆弱的西部生态致命一击。“很多造林计划的背后是利益使然,只要种树就给补助,所以不管活不活的了,能拿着钱就行。”蒋高明对这种拿国家钱忽悠生态建设的做法极其愤慨。如今去内蒙古、新疆、甘肃一带还能看到纵横排列的风蚀坑和“小老头树”,它们多是上级拨款的面子工程失败之后的“遗址”,在这些地方人工造林的结果与预期的相去甚远,预计的是一片绿色,现在呢,黄了。
“人越能越麻烦”,相较人力,蒋高明更看好自然力。在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地区、草原地区以及四大沙地上,植被覆盖最多的是草,其次是灌木,最后才是林,这是自然界铁的规律,与其背道而驰不如顺应自然。蒋高明2000年底开始用自然力恢复浑善达克沙地:“我们先划出一片实验地,人工为牲口生产出来“口粮”,对大面积的退化沙地草地,不加人工干涉,让它自己长,给自然一个机会!”3年后,当半人高的草丛向试验区外的沙地招摇的时候,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勘察设计院的专家用了一句话来表达他们激动的心情——开天辟地头一回见过这么高的草!
种树还是种草
浑善达克沙地的恢复过程并非像蒋高明现在谈的这么容易,由“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衍生的“林草之争”依然饱受争议。当蒋高明斥“三北防护林”这个登上吉尼斯记录的造林工程是“弊大于利”时,“林草之争”到达沸点,蒋高明更是成为众矢之的。有人给他扣上“伪环保”人士的帽子,把他列为打假的对象,还有人说他积极配合NGO活动的行为是“不务正业”,甚者称蒋高明为“生态沙文主义者”。“他是敢说实话的科学家,就冲这一点必然会遭到恶意中伤。”
比起论敌耸人听闻的言论,更可怕的还是“退林还草”实施之初的压力。“刚开始那会儿我心里也没底,压力很大”,蒋高明所说的“刚开始那会儿”指的是2000年,他发现之所以出现一窝蜂造林的现象除了吸引拨款之外,本质上还是下达指令的管理层对中西部生态环境缺乏完整的理解,这还要从西部大开发说起。
一声令下开发西部时,中国1000个著名制造业的89%在东部,而西部仅占11%,一个江苏省就超过了西部十几个省的总和。人才分布、交通设施等条件的限制,西部即使使上吃奶的劲也赶不上东部,但被迫追赶东部经济、盲目追求GDP的西部开始大量消耗当地生态资源。“西部大开发变成了‘西部大开挖’之后,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严重退化,高额治理费最终还是由国家埋单。”西部生态治理的第一步似乎就不是很顺利,在沙草地或干旱半干旱区利用飞播或者大量人力造的林始终停留在幼树或幼林的阶段,“其实很多专家都清楚,他们就是不敢站出来说话。”蒋高明不仅站出来,还拿出了可以说话的事实,而事实依据的理论还是“以自然力恢复自然”。
地带性植被形成的物质基础决定了不是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种树,比如天然草原上自然分布的就是草和灌木,若改变其生态本底强行种树是不会有什么收效的。浑善达克生态景观就是草原背景下的分布稀树疏林,和干旱区沙地不同的是,它是含浅层水的水沙地,总有泉水从沙地中冒出来,物种数量也远远超过背景的草原。但是蒋高明一行人2000年刚去的时候,沙地退化的很严重,三四月间的沙尘暴让上午10点的天看起来像夜晚。直到在这里建起生态示范研究站两年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沙地里长出了半人高的草,农民和牧民很兴奋,因为草可以卖了赚钱,沙尘暴也没那么凶猛了。”封育一年后,试验地的草仍自然生长了1.43米,已经近一人高;封育3年后,久违的小红柳在这片沙草地上自然生长起来。更令蒋高明兴奋的是,2005年他们在这里发现了重新归来的野生动物,狍子、灰鹤、沙鸡以及多种水鸟。植物、动物、人类皆大欢喜,林草之争落下帷幕。
要生态也要经济
蒋高明的职务全称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但外界显然已经不满足于这个身份,他现在被同行或者媒体冠以植物生态学家、生态改革家、农村经济学家、环保人士、评论员等等。对此,蒋高明不以为然,他唯一承认的是科学家和教师。
然而,不论是退林还草,还是草原养鸡,蒋高明从理论诞生之初到后来的推行、实验、宣传、融资联商、规模化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的确皆有作为。蒋高明的态度很明确:“有关生态环保的知识,不要藏着掖着,就应该让很多人知道。”除了推行以“自然力恢复自然”的生态改造理念外,蒋高明还为许多农民和牧民量身打造了一套脱贫致富的方案。“生态不能脱离经济,两者是紧密相连的”。蒋高明的“高明”之处就是改善环境的同时也能改善农民的腰包,产经结合。的确,蒋高明融资的本事比很多金融业科班出身的人还强,因为他不靠忽悠,靠事实。山西省某富商成天在办公室堵蒋高明,只要是蒋高明的招儿,他们都信,蒋高明已经成了一块招牌。蒋高明自己也说,“的确是好事,好多人都争着抢着想投资。”蒋高明继退林还草之后提出的模式——畜南下,禽北上——就让不少人获得了实惠,一改层架饲养鸡的方法,在巴音胡舒400亩草原上散养了15000只柴鸡,鸡吃草籽和虫子,鸡粪作为肥料滋养自然力生长的草丛,这个小型的生物链无需人来插手,相反,人们还可以吃上原生态草原柴鸡。牧民富了,商人乐了,专家服了。
能做到“生态也经济,经济但生态”绝不是蒋高明兴致使然,他要亲历生态改造中的每一个环节,盘点自然界的每一个因素。他不是到生态恢复当地支两招就走的研究员,每到一地他都做好了长期驻守、追根问底的打算,2003年为了还草曾17次深入浑善达克沙地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也因为这样导致了蒋高明所说的情形:“农民和牧民跟我的关系很好,但有些人却很不喜欢我,还有恶意打击报复的。”看来蒋高明需要改善的不仅仅是生态退化的自然界,还有党同伐异之风盛行的研究院,蒋高明的绩效评定方法与学院派做法的格格不入,毕竟,他不是以SCI论文发表的数量来衡量,而是以草长丛飞的高度和速度,当然,是在适宜的地方,尽管他们组发表SCI的数量在研究所名列前茅。
附文2:
保护自然就要相信自然的力量@(本文由环保作家冯永峰撰写,于2008年07月31日发表于《光明日报》)
“公民科学家”
科学普及,时逢当今“主动认知时代”,更合意的用法可能是“公众参与科学”。我很相信,中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群体,当前姑且把这个群体称为“公民科学家”,以对应传统的“国家科研人员”和“民间科研人员”。
而当前又是环境保护的时代,中国人很需要读一读中国人自己写的———或者称之为“国产”的———环境科普书籍。中国优秀的科普作家不多,中国优秀的环保科普作家更不多。此前我个人认为,著名环保作家徐刚(《伐木者,醒来》)、唐锡阳(《环球绿色行》),大概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值得国人尊敬的两位。
最近我碰到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先生,发现他具备公民科学家的潜质,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情怀,因此也许可以很容易进入中国优秀环保作家之列。在读到他的大作《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之前,我读过他的不少文章,像“国人为什么热衷种杨树”“新农村建设需要强调沼气的作用”“大树进城危害多多”等;有很多文章的标题,都是我一直想写而没有写成的;有许多文章的观点,也是我力图表达而一直没有能力表达清楚的;有许多文章的美感,更是我多年来一直追求而经常难以实现的。
“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这么一句绕口的话,猛一听,没有什么稀奇;再一琢磨,却发现这是当今中国自然保护、世界自然保护最应当遵守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却被人压制(是的,压制)了几十年。有太多的人狂妄惯了,不肯承认最简单的办法是最有效的办法、最无为的时候最有为。蒋高明以一个科学家的方式在内蒙古大地上证明了这一公式和方程、定理,为了传播得更广远,他到处办讲座,随时写文章,还处心积虑地用这个“方程”写成了通俗易懂之作。2008年初,《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总算出版了,按照他的叙述,这本书应当在早一两年前就成为公众读品。可惜,有些事情总是想起来顺利,实现起来艰难。好在这本书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有许多人,把2008年当成了“中国环保元年”。
“环保元年”,大概就是中国开始正视环保问题的第一年,大概也是指全国人民开始正儿八经地思考中国环境问题的第一年,大概也是指中国人开始沉下心来寻找国产优秀环保书籍的第一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蒋高明的这本书,就在此时悄悄地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给印刷出来了。
“科学引导下的无知”
这本书在中国是值得所有人去阅读的。我个人认为它是今年中国出版的带有科普性质的读物中最优秀的一部。不仅观点新颖明确客观公正有效,而且行文也通俗易懂;不仅忠实地表达了一个科学家的良知,而且有极好的证据和实验来支持他的论述。
是的,这本书是我,也是中国环保界一直在苦苦寻求的知音作品。它以足够庞大的文字量,向国人宣示了一个真理:自然界有其强大的自然恢复能力,过去中国的许多试图“绿化祖国”、“治理沙漠”的行为方式,从头到脚都充满了错误与荒谬,几十年来,我们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而且浪费了无数的自然资源。而导致中国出现这一切恶果的,除了粗暴、专制、腐败之外,“科学引导下的无知”也要负极大的责任。几十年来,有许多貌似科学家的人,在干着罪恶的破坏中国生态的勾当,而其做这些事的原因,无一不是因为不正视自然界的本能,不尊重自然界的规律;不愿意沉到自然界中,去认真地向大自然学习。
中国人不是不够聪明,而是几千年来,几百年来,几十年来,有许多人用“正确的方法做错误的事”,这比“用错误的方法做正确的事”可能来得更加的糟糕,社会的能量被无知的决策和命令给挥霍殆尽,起不到应有功效,制造出无数的“人为天灾”。中国的科学家一旦给自己安上了科学家的头衔之后,勇于承认错误的能力似乎就丧失了,勇于辨别是非的能力似乎也在弱化了。他们就像一个人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下级索取”当成了工作的主要任务,而忘记了人们赋予其“公仆权”、“科研权”,是希望借其聪明头脑、租其强壮身体、赋予其诸多资源,为公众利益服务。
倾听自然的声音
其实做科研本来非常简单,只要你敢于去发现真正的问题;其实从事公共事业本身非常简单,只要你秉持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其实自然保护本身也非常简单,只要你知道人类只是自然界中的一个过客型物种。蒋高明用最简单的办法向我们证明了一个道理:当你站在沙漠面前,试图通过人类的干预让它“生态恢复”的时候,你必须尊重这个区域“原始能量”和自然本底,你必须激发出自然本身所潜伏的能量,同时把几千年来叠加在自然身上的人类伤害力因素给考虑进去,然后,你俯下身子,倾听自然的声音,摸索自然的脉搏,学会与自然对话,在沉默中领悟自然的传感。你就一定会得到对待这片土地的正确的方法和态度。
蒋高明大概是听懂自然呼声的少数人中的一位。他说“沙尘暴真正源头不是沙漠戈壁,而是因农耕和过牧而退化的草原,以及由于水资源不合理利用而干涸的河床与湖床”;他说“在沙尘暴的源头干旱半干旱地区,草不但不能被忽视,而且必须被高度重视起来;草原上造林不但不能被提倡,还应当果断停止,省出大量经费来保护草原进而恢复草原”;他说对草原的破坏,一是“农耕文明”,二是“造林思想”;他说,“总之,恢复草原的最终途径必须是以生态为主,大大缩减牲畜数量,非常少量的传统游牧经济强调质量而不是数量;用新技术提高草原草的利用价值,大力发展舍饲,围牲畜而非围草原。这样,围栏在草原不但不宜扩大,反而应逐渐减少乃至最终消除。”
“科学”这个词,本来就时刻在提醒人们,对待身边的万物,要谦卑一些,要慎重一些,要良善一些,要正派一些,要胸怀宽广一些。因此,《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用将近20万字的篇幅,记录了蒋高明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多年的科研治沙实践,最终告诉我们一个异常朴素的、原初的,却在中国沦落了的、忽略了的、长久蔑视的、被欺凌和侮辱的真理:相信自然的力量,它能给你带来奇迹。这是所有自然保护、环境保护的最基本原理,也是人类的最基本道德。

生态 * 农业 * 环保 * 健康 * 人文
蒋高明主编
蒋高明,山东平邑人,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弘毅生态农业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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